但不知从何时起，“名誉教授”由“进口”大抵变成了“自产”。授予就授予吧，只要被授予者有真才实学，也罢了，但从媒体的一些报道中，我看至少有三种“名誉教授”实在是在糟蹋“教授”的名誉。 一种是“媚权”，拉上一些政界要人、高级公务员，借授予“名誉教授”的机会套近乎、拉关系，比如持假文凭的胡长清就是好几所大学的名誉教授；二是“媚时”，曾经不止一次见到某小品演员、某相声演员被某些大学聘为名誉教授的消息，我不知道他们整天在演艺圈里“忽悠”，能给大学生们教些什么，学校聘他们，大约是把他们当“形象大使”用了；三是“媚钱”，这种事是不会轻易见报的，但从教育部“不得因捐赠等原因授予不具备条件的人士名誉教授称号”的通知中可知，这种现象应该是存在的。

    滥聘“名誉教授”实质上是一种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。它是拿稀缺的公共教育资源来和少数人作交易，换得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。这样做的结果，被蚕食的是教育资源，被玷污的是圣洁的教授荣誉。我们的高等教育一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，但另一方面这20年来所产生的教授、博导数量可能是发达国家所望尘莫及的。在一些重点高校、名牌大学，主要的系、所，教授和副教授是大头，讲师是小头，助教几乎就没有了。这的确发人深思。

设 誓

    如今一些地方的新任领导干部走马上任,流行宣誓，誓词大抵为奉公守法、清正廉洁等等。古代的人也喜欢设誓，当然不仅仅是上任之时，比方春秋时期郑庄公的“掘地见母”就很典型。母亲一定要偏向弟弟，弟弟因此胆子越来越大，最后起兵反叛，要与哥哥分庭抗礼。庄公乃气愤得对母亲发誓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！”那是说，生前不想再见到母亲了。也许后来意识到自己缺了人性，手下人便出主意来个“掘地及泉，隧而见母”。逻辑上虽然说通了，但是后人因此讥讽庄公的行为“太浅陋”。《水窗春呓》载，清朝道光年报间秀水令江某办灾赈，那里的工作开展不下去，他就把当地的乡绅领去去了城隍庙，掏出准备好的一纸誓文，一同跪下对神宣誓。江“朗声诵誓文一遍，令绅董各诵一遍，词意森严，闻者无不懔栗”。以此为开端，秀水的赈灾工作顺顺当当。上任之初便发誓要当好官的也不少见。《四友斋丛说》载明朝有个叫郑九石的，“始事之日，即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庙设誓”。但记载此事的何良俊当时对这种做法就看不起，他“闻而笑曰”：“信不由衷，质无益也，况要盟者无信乎此．”他“笑”得有道理：“朝廷大事，苟一心持正而峻法以行之，谁敢不肃，乃必假之盟誓耶？”接着，何良俊又进一步指出：“夫朝廷赫然显著之法．彼不知畏，犯者接踵；若但怖之以冥漠无惧之神，彼亦何惧顺哉！这就更戳到了问题的实质。和朝廷明确的法律条文约束比起来，城隍神算是什么呢？它自己本身还是虚无缥缈的。事实上，在江令那里，也并非单纯的誓言在起作用，而是有强硬的后续手段作支撑。他制作了两种匾，一种写着“乐善好施”，一种写着“为富不仁”，然后视乡绅捐不捐钱、捐多捐少来选择一种挂在人家大门上，这一来谁不怕他？ 光发个誓显然是不可能制约行为的。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1998年换届时自己曾经提议宣誓，要“依法从政、廉洁奉公、牢记宗旨、报效人民”。河南省交通厅近年连续有3任厅长相继落马，其中的曾锦城甚至以“血书”发誓：“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，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。”如今看来，这些誓言都成了笑柄。正是基于这诸多的空誓，有人开始提议设立“伪誓罪”。说是能给贪赃枉法行为以一定程度上的制约。我想，如果认为设伪誓罪比党纪国法更能制约贪官，何良俊复活的话，恐怕又要“闻而笑之’了。

    另据清代石成金的《笑得好》记载，从前有个官员到任后，立即在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，声称自己“若受暮夜钱财，天株地灭”。人们以为这回可来了清官了，其实不然。原来凡是对他行贿的，都要在白天进行，不许在夜晚。这故事似乎是个笑话。在今天，誓言之类更为慕绥新们践踏了，有这些前提，对所谓毒誓也不必当回事，更没必要事后较真，至多改动孔夫子的一句名言送过去：“汝谁欺？欺天乎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