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年来人们一直对公车私用忿忿不平，几乎每年秋季开学期间，都有好事的记者与媒体，去校门口观察曝光公车送子女入学的情景，到娱乐场所记录公车私用的报道也不少，以致有的老板让保安人员为车主提供遮牌服务。最近揭露公车私用的例子大约是，因200多台公车接送子女入学，造成湖南省衡阳市城区主干道黄白路堵塞12小时。2月21日（三湘都市报）公开曝光了其中26辆，3月7日衡阳市纠风办通报处理情况，说其中 19台公车的责任人受到行政记过等处分。

    这种捉跳蚤式的曝光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别说震慑别的公车私用者，就是儆诫“倒霉”的被曝光对象也难有实效，“该”怎么着他们还会忘么着．是到了痛下决心实行“公车”改革的时候了！

    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3月9日报道，“两会”期间有三份提案不时而同呼吁进行公务用车改革．这些提案说过：“八五”期间，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，年递增27%，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．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， 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，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的3000亿元人民币，已经成为财政不堪其重的大包袱．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.4元，而党政机关等单位的则高达数万元．每辆出租车的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， 可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.5％．公车消费一直在我国轿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，在某些领域,这种公车消费所占比例高达90％．公车消费还成为财政支出的一个黑洞，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．据调查，在某些地方公务车公用占1／3，干部私用占1／3，司机私用占1/3，公车不 “公”日益严重．公务车早已成为主人身份、地位、权力的象征。不少领导干部都是一人包一辆车，到了无车不出门的地步。严重脱离群众，越演越烈的“马路上的腐败”，“车轮上的腐败“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！据3月 18日《大河报》报道，河南省汝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，该县房设局局长李旭敏申请财政拨款购车未获批准，竟发动职工贷款为局领导买车．而李局长对记者说，他们这是效法外县的一种做法．可见，汝阳这种事并不稀罕，而是公车消费攀比的产物。

    说到车子，不免联想到这些天香港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的“买车风波”．作为香港三名问责制高官之一的梁锦松，在港府未决定调高汽车首次登记税之前，为刚出生的爱女买了一辆房车．此事经媒体曝光后，港人 不依不挠地质疑他是否得知调税信息而突击购车。在梁锦松为了避嫌公开宣布将加税前后的购车差价38万元捐给善机构之后，人们仍然要追问，乃至对他个人操守和诚信提出怀疑．3月17日梁锦松到香港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接受聆讯，解释买车事件。我相信，梁锦松放弃高新从政．不会为区区数十万港币而有心避税．但他显然由于一时疏忽，低估了新闻界的敏感与公众对政治人物严格的道德要求．

    试想，如果公车私用放在香港特区那样的舆论环境中，当事人还会无所顾忌、招摇过市吗？

    综上所述，实施公务用车改革．应当釜底抽薪，改变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机关配车配司机制度，将公务用车交给市场经营或实行市场化管理；同时提高行政事务的透明度大力加强对公权与公务人员的舆论监督、群众监督。